中国共产党具有重视意识形态工作的优良传统。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统揽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全局，针对新形势下意识形态领域的复杂情况，果断作出加强党对意识形态工作领导的战略部署。习近平总书记就一系列方向性、根本性、全局性问题阐明立场、作出论述，在实践中形成了习近平关于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论述，丰富发展了党的意识形态工作理论，是新时代党的意识形态工作的指导纲领。
一、习近平关于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论述的若干基本内容
习近平关于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论述，内容深邃而丰富，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这里仅就其若干基本内容进行学习和讨论。
第一，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是加强意识形态工作的总题目。在2013年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就提出：“经济建设是党的中心工作，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把意识形态工作作为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是依据马克思主义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辩证关系的原理，紧密结合我国正反面经验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经验所作的新概括。在同一讲话中，他还进一步作出了必须牢牢把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的重要论述：“一个政权的瓦解往往是从思想领域开始的，政治动荡、政权更迭可能在一夜之间发生，但思想演化是个长期过程。思想防线被攻破了，其他防线就很难守住。我们必须把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牢牢掌握在手中，任何时候都不能旁落，否则就要犯无可挽回的历史性错误。”
这一切集中到一点，就是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不动摇。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结说：“指导思想是一个政党的精神旗帜。95年来，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完成近代以来各种政治力量不可能完成的艰巨任务，就在于始终把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理论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并坚持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背离或放弃马克思主义，我们党就会失去灵魂、迷失方向。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这一根本问题上，我们必须坚定不移，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有丝毫动摇。”
本着这样的思想和理论逻辑，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作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确立为国家的一项根本制度。这是事关为国家立心，为民族铸魂，保证各项事业沿着正确轨道发展的重大制度创新；是坚持党对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的根本制度保证；集中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特别是文化建设规律的认识进入到了一个新的境界。牢牢把握这一根本制度的实践要求，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以此为总题目统领整个思想文化、意识形态工作，必将对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构建具有强大吸引力和凝聚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引领党和人民的伟大斗争，产生重大和深远影响。
第二，宣传思想工作的根本任务是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关键是坚定正确的理想信念。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为实现这一伟大梦想，必须筑牢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这一共同思想基础源自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阐明了共产党人的最高理想，要求把远大理想同当前阶段的实际任务结合起来。“我们共产党人的最高理想是实现共产主义，在不同历史阶段又有代表那个阶段最广大人民利益的奋斗纲领。”当前阶段代表最广大人民利益的奋斗纲领，就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筑牢了这种共同的思想基础，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就有了重要的思想保证。
筑牢这种共同思想基础，关键是要把理想信念教育作为思想建设的战略任务，坚定正确的理想信念。习近平关于理想信念问题的论述，是他关于党的思想建设和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中极为重要的篇章。比如，他论述了要在对马克思主义的深刻理解之上，对历史规律的深刻把握之上，在为广大人民谋利益的崇高价值追求之上建立起坚定的理想信念；论述了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精神支柱、精神脊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就要发扬革命理想高于天的光荣传统，保持全党在理想追求上的政治定力；论述了信念是本，作风是形，本正而形聚，本不正则形必散，保持和发扬党的优良作风，坚定理想信念是根本；论述了理想信念坚定是好干部第一位的标准，理想信念坚定才能在大是大非面前旗帜鲜明，在重大考验面前无所畏惧，在各种诱惑面前立场坚定。共产党人如果理想信念不坚定，精神上就会缺钙，就会得软骨病，就必然导致政治上变质、经济上贪婪、道德上堕落、生活上腐化；论述了人民有信仰、民族有希望、国家有力量，理想信念教育不仅要在党员干部中开展，而且要在全社会开展，把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和凝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旗帜之下，使全体人民在理想信念、价值理念、道德观念上紧紧团结在一起，等等。
第三，宣传思想工作既要坚持团结、稳定、鼓劲、以正面宣传为主的方针，又要敢抓敢管，敢于亮剑，有理有利有节开展舆论斗争。坚持正面宣传为主的方针，是与社会生活的主流相适应，集中反映社会健康向上的本质，使之与我国发展蓬勃向上的态势相协调的要求；是为我们正在进行的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提供舆论支持，充分发挥正面舆论鼓舞人、教育人作用的要求；是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阐明一些深层次的问题，加强理论武装，帮助群众解疑释惑，坚定信念的需要。
比如，“要把坚定‘四个自信’作为建设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关键”，就必须加强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最新成果的理论武装，阐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使人们深刻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党和人民90多年奋斗、创造、积累的根本成就和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必然选择；就必须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从历史和现实、国际和国内的比较中，运用丰富的材料讲好中国故事，使人们深刻懂得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牢固确立坚定“四个自信”的客观依据。
“坚持正面宣传为主，绝不意味着放弃舆论斗争。”西方敌对势力绝不会让我们顺顺利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直企图把我们纳入他们的价值体系。他们就是要把我们党和国家说得一塌糊涂、一无是处，诱使人们跟着他们的魔笛起舞。国内也有人与之遥相呼应，经常变换手法，散布错误舆论，制造思想混乱，其“目的就是要同我们争夺阵地、争夺人心、争夺群众，最终推翻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如果听任这些言论大行其道，指鹿为马，三人成虎，势必搞乱党心民心，危及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安全。在事关坚持还是否定四项基本原则的大是大非和政治原则问题上，我们必须增强主动性，掌握主动权，打好主动仗”。
在许多情况下正面宣传和舆论斗争是相辅相成的。理论结合实际的正面阐发同对错误思潮鞭辟入里的评析相结合，建设性和批判性相统一，直面有关错误观点和思潮，可以更好地彰显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威力，深入揭露错误思潮的本质，帮助人们澄清是非界限，也加强了正面宣传的深度和力度。如在坚定“四个自信”问题上，人们会遇到多重纷扰。当今条件下国内外泛起的各种错误思潮和倾向，如历史虚无主义、新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西方宪政民主、“公民社会”论、“普世价值”论以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性质的质疑等，其政治指向都是消解、冲击或颠覆“四个自信”。对于这类错误思潮和相关错误舆论，我们必须给予深入剖析和揭露，旗帜鲜明坚持真理，理直气壮批驳谬误。加强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最新成果的理论武装、正确进行历史比较和国际比较，同加强思潮辨析、开展必要的舆论斗争相结合，是坚定和提升“四个自信”的基本途径和必要条件。
第四，舆论导向是事关党和人民之祸福、安邦定国之大事，党校姓党，党和政府主管的各类媒体必须姓党，各类媒体和各类报道都必须坚持正确导向。舆论导向直接影响着人们的价值取向，对人们的思想和社会生活产生重大影响。“好的舆论可以成为发展的‘推进器’、民意的‘晴雨表’、社会的‘黏合剂’、道德的‘风向标’，不好的舆论可以成为民众的‘迷魂汤’、社会的‘分离器’、杀人的‘软刀子’、动乱的‘催化剂’。”引导好社会舆论，营造良好舆论环境，是聚民心、治国理政、安邦定国的大事。
为此，习近平强调所有宣传思想阵地上的党员干部、所有媒体都要坚持党性原则，坚持党性和人民性的统一。他说：“归结起来，坚持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就是要坚持讲政治，把握正确导向，把体现党的主张和反映人民心声统一起来，只有坚持党性，站在党的立场上，才能更好更全面反映人民愿望。无论是理论研究、宣传报道还是文艺创作、思想教育，都要把坚持正确导向摆在首位，始终绷紧导向这根弦，讲导向不含糊、抓导向不放松。”
习近平提出和阐明了党校姓党的原则。党校姓党是一个形象的说法，其要义是党校因党而立，要以党的旗帜为旗帜，以党的意志为意志，以党的使命为使命，严守党的政治纪律和党的规矩，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自觉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党校姓党，首先要坚持党校姓“马”、姓“共”。国内外各种敌对势力总是想让我们党改旗易帜、改名换姓，其要害就是要我们丢掉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丢掉对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信念。马克思主义是我们共产党人的“真经”，“真经”没念好，总想着“西天取经”，就要贻误大事。党校姓党，就是坚持一切教学活动、一切科研活动、一切办学活动都要坚持党性原则，遵循党的政治路线，要把党性教育作为共产党人修身养性的必修课；就要加强对各种社会思潮的辨析和引导，不当旁观者，敢于发声亮剑，善于解疑释惑，守护这一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强前沿阵地；对党校教师来说，首先要坚持党校姓党，党校教师姓党。这些要求，虽然是在全国党校工作会议上就党校地位、党校任务、党校工作和党校教师队伍建设而言的，但其精神实质，其巨大的警示、激励、规范和引领作用，对于全党，尤其是整个宣传思想工作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和舆论导向，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
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对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和舆论导向问题作了进一步阐述，指明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党的新闻舆论工作的职责和使命是：“高举旗帜、引领导向，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团结人民、鼓舞士气，成风化人、凝心聚力，澄清谬误、明辨是非，联接中外、沟通世界”，并指出：“要承担起这个职责和使命，坚持正确政治方向是第一位的。”为此，就要做到牢牢坚持党性原则，牢牢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牢牢坚持正确舆论导向，牢牢坚持正面宣传为主。就是说，要旗帜鲜明讲政治，坚持政治家办报、办刊、办台、办网的原则。
他说：“党性原则是党的新闻舆论工作的根本原则。党管宣传、党管意识形态、党管媒体，是坚持党的领导的重要方面。党性原则不仅要讲，而且要理直气壮讲，不能躲躲闪闪，扭扭捏捏。”“党和政府主办的媒体是党和政府的宣传阵地，必须姓党。”他指出，要把坚持正确舆论导向贯穿到新闻舆论工作各个环节，贯穿到各级党报党刊、电台电视台，贯穿到各类报刊、各类媒体、各类节目。
在2018年的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习近平进一步指出，“做好新形势下宣传思想工作，必须自觉承担起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并作了具体阐述。这同前述新闻舆论工作的职责和使命结合为一个整体，为整个宣传思想、新闻舆论和文化工作提供了根本的遵循。他要求新闻舆论战线上的同志自觉抵制西方新闻观等错误观点的影响，牢记社会责任，遵循新闻传播规律，创新新闻传播手段，履行好自己的神圣职责和光荣使命，以战斗的姿态、战士的担当，投身宣传思想领域斗争一线。他要求“引导文艺工作者树立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自觉讲品位、讲格调、讲责任，自觉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加强道德品质修养，坚决抵制低俗庸俗媚俗”，勉励大家用优秀的文艺作品书写伟大时代。
第五，思想舆论领域存在红色、黑色、灰色三个地带，要高度重视网上舆论工作，推动融合发展，打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环境。互联网在我国的发展迅速催生了新媒体、自媒体的兴起。这种新技术的双刃剑作用是：一方面可以造福社会、造福人民，另一方面也可以被一些人用来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民众利益。从人们学习、工作和获取信息的角度看，它可以是人们学习、工作的新空间，获取公共服务的新平台，也可以被利用来成为制造和传播噪音杂音的舆论场。一些年中其负面作用曾十分突出，有西方政要声称“有了互联网，对付中国就有了办法”，“社会主义国家投入西方怀抱，将从互联网开始”，有些人也企图使互联网成为法外之地。党的十八大后，习近平就指出“互联网已经成为舆论斗争的主战场”，“要把网上舆论工作作为宣传思想工作的重中之重来抓”。
结合网上舆论工作，习近平作出了思想舆论领域存在三个地带及相应对策的论述。他说：“思想舆论领域大致有三个地带。第一个是红色地带，主要是主流媒体和网上正面力量构成的，这是我们的主阵地，一定要守住，决不能丢了。第二个是黑色地带，主要是网上和社会上一些负面言论构成的，还包括各种敌对势力制造的舆论，这不是主流，但其影响不可低估。第三个是灰色地带，处于红色地带和黑色地带之间。对不同地带，要采取不同策略。对红色地带，要巩固和拓展，不断扩大其社会影响。对黑色地带，要勇于进入，钻进铁扇公主肚子里斗，逐步推动其改变颜色。对灰色地带，要大规模开展工作，加快使其转化为红色地带，防止其向黑色地带蜕变。这些工作，要抓紧做起来，坚持下去，必然会取得成效。”这一关于思想舆论领域存在三个地带及相应对策的论述，高屋建瓴，全局在胸，精准施策，既针对互联网工作，又针对整个宣传舆论工作；既指明了落实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的现实出发点，又阐明了落实这一根本制度、坚持正确舆论导向的实践方略。
在谈到坚持改革创新、推动融合发展、提高党的新闻舆论工作能力和水平时，习近平分析了网络化条件下大舆论场的特点。他指出：“随着新媒体快速发展，国际国内、线上线下、虚拟现实、体制外体制内等界限愈益模糊，构成了越来越复杂的大舆论场，更具有自发性、突发性、公开性、多元性、冲突性、匿名性、无界性、难控性等特点。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新媒体发展也为做好党的新闻舆论工作提供了机遇，要主动借助新媒体传播优势，完善运用体制机制，打通并用好信息交流的新渠道。”强调“必须科学认识网络传播规律，提高用网治网水平，使互联网这个最大变量变成事业发展的最大增量”。
第六，文化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灵魂，坚定文化自信，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一个国家、民族的生存发展必须有其物质基础，同时必须有其精神支撑。这种精神支撑集中体现为一个国家、民族的文化自信。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绵延发展，饱受挫折又不断浴火重生，都离不开中华文化的有力支撑。中华优秀文化中丰富的哲学思想、人文精神、教化思想、道德理念，对于我们今天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治国理政、道德建设仍有重要启迪。中华传统美德是中华文化的精髓，在如坚守道德底线、重视社会责任、追求道德理想等方面，蕴含着丰富的思想道德资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为以文化人、以文育人，提供了宝贵资源。“我们要坚持马克思主义道德观、坚持社会主义道德观，在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基础上，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努力实现中华传统美德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教育引导人们向往和追求讲道德、尊道德、守道德的生活，形成向上的力量、向善的力量。”
习近平指出：“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在5000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党和人民伟大斗争中孕育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这一论述告诉我们，对于文化自信所指文化的内涵要有全面、正确的理解。这里提到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三种形态的文化，它们之间并不是彼此割裂而是辩证联结的。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化发展的母体，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在党和人民伟大斗争中对优秀传统文化的批判继承、改造发展。在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包括对中华传统文化的扬弃）、党和人民的伟大斗争中产生的革命文化，是我们的红色文化基因，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直接源头。今天代表中华民族独特精神标识的内涵，应当理解为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熔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于一炉的这种独特品格的文化，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因而，习近平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中国人民胜利前行的强大精神力量” ，又指出“伟大长征精神，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红色基因和红色族谱的重要组成部分，已经深深融入中华民族的血脉和灵魂，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丰富滋养，成为鼓舞和激励中国人民不断攻坚克难、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强大精神动力”。
因此，要懂得坚定文化自信内在地包含了要求坚持正确的文化方向，坚持党的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文化立场，从而更好地做到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的要求：“坚定文化自信，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更好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
第七，没有自己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就没有话语权，必须加强话语体系建设，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习近平意味深长地说：“落后就要挨打，贫穷就要挨饿，失语就要挨骂。形象地讲，长期以来，我们党带领人民就是要不断解决‘挨打’‘挨饿’‘挨骂’这三大问题。经过几代人不懈奋斗，前两个问题得到了基本解决，但‘挨骂’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争取国际话语权是我们必须解决好的一个重大问题”，同时指出：“支撑话语体系的基础是哲学社会科学体系。没有自己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就没有话语权。”
国际话语权的取得，是同国际秩序之争的长期性联系在一起的，其进展也是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卓有成效地展开密切相关的。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保持外交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的基础上，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取得显著成就。习近平亲自在一系列重大外事活动中，用外国人听得懂、易于接受的话语体系和表达方式，深入阐述中国理念、中国主张、中国方案，引领我国的国际传播能力显著增强。我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张和“一带一路”的倡议与实践，为解决当今世界面临的发展赤字、公平赤字、治理赤字提供了方向和途径，受到普遍赞誉。
要从根本上解决话语权问题，破除西方长期把持的“文化霸权”，最终还有赖于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这是一项极为繁重而光荣的任务。当年邓小平在提出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对思想理论界的要求时说，“这些原则在目前的新形势下却都有新的意义，都需要根据新的丰富的事实作出新的有充分说服力的论证”，“这决不是改头换面地抄袭旧书本所能完成的工作，而是要费尽革命思想家心血的崇高的创造性的科学工作”。今天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更是一项崇高的创造性的科学工作。因为“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不可能找到现成的教科书。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应该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从我国改革发展的实践中挖掘新材料、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观点、构建新理论”。
习近平强调：“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区别于其他社会科学的根本标志，必须旗帜鲜明加以坚持。”他在肯定思想理论界绝大部分同志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同时，指出了必须引起高度重视的问题：“实际工作中，在有的领域中马克思主义被边缘化、空泛化、标签化，在一些学科中‘失语’、教材中‘失踪’、论坛上‘失声’，这种状况必须引起我们高度重视。”
第八，高校是意识形态工作前沿阵地，要把立德树人作为根本任务，培养堪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新时代的奋斗者。高校是重要的教育阵地，同时又把高校定位为意识形态工作的前沿阵地，这在中国共产党领导高等教育的历史上尚属首次。这一定位画龙点睛地指明了高校在党和国家整个意识形态工作中的地位、使命和作用。这是深入总结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培养堪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基于高校知识分子包括大学生群体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及其思想特点作出的重要概括。
1959年，毛泽东针对美国国务卿约翰·杜勒斯提出的把“和平演变”作为颠覆社会主义国家的一种长期战略方针，第一次明确提出了防止和平演变的问题。1964年，他又郑重提出了为保证党和国家不改变颜色，就要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问题。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说：“帝国主义搞和平演变，把希望寄托在我们以后的几代人身上”，“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对这个问题要清醒，要注意培养人”，“党的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要长治久安，就要靠这一条”，“特别是要教育后代”。防止和平演变，保证党和国家长治久安，归根到底都要落实到教育好后代，培养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从这样大的视野来看问题，才能从战略高度深刻理解把高校定位为意识形态工作前沿阵地的重要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表明，高校是社会思潮的集散地，而首当其冲的是青年学生。大学生是一部分最敏感的知识分子，他们会有意识地注视着各种社会思潮并思考着它们对自身和社会的价值。处于舆论漩涡中心、尚在困惑中探索人生的大学生，迫切需要体现党的阳光和温暖，旗帜鲜明而又循循善诱的引导，明确高校是意识形态工作前沿阵地，也完全符合高校这种实际状况的需要。
在指明高校是意识形态工作前沿阵地的同时，习近平强调要把立德树人作为根本任务，“高校立身之本在于立德树人”，“要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中心环节”，肩负起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重大任务，而不是培养旁观者和反对派。为此，习近平就一系列相关问题作了论述。他指出高校党委要对高校工作实现全面领导，承担管党治党、办学治校主体责任；指出我们的大学是党领导的高校，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校，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也是我国大学最鲜亮的底色；指出高校党组织要把做好党建工作和思想政治工作作为办学治校的基本功，掌握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主导权，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到教育教学全过程，实行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强调对鱼龙混杂的思想观点要辨析、甄别，不能当传声筒、扩音器，对错误思潮要有效防范，防止其以各种形式在高校抢滩登陆，争夺阵地、争夺师生、争夺人心；指出思想政治理论课是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要着重联系学生的思想实际，回答一些综合性的、深层次的理论和认识问题；他还提出了在高校人才培养体系中思想政治工作体系建设的重要地位问题。
第九，各级党委和领导干部要增强阵地意识，增强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切实把宣传思想政治工作抓起来，认真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方针原则、政策要求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落实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根本制度的全部要求，关键在各级党委、领导干部牢牢坚持党性原则，增强阵地意识，担负起政治责任和领导责任，把宣传思想工作切实抓起来。党委主要负责同志要带头抓意识形态工作，树立大宣传的工作理念，全党动手，把宣传思想工作同各个不同领域的工作紧密结合起来。
习近平针对少数领导干部对意识形态工作不想抓、不会抓、不敢抓的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针对少数干部用“不争论”“不炒热”“让说话”为自己不作为开脱的情况进行了分析和批评。他指出，在宣传思想领域，我们不搞无谓争论，但牵扯到大是大非问题，牵扯到政治原则问题，也决不能含糊其辞，更不能退避三舍，“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是不行的！领导干部要敢于站在风口浪尖上进行斗争，在大是大非问题上不当开明绅士，决不能搞“爱惜羽毛”那一套。这些尖锐的批评所针对的情况虽然已有了很大改变，但这涉及一个干部是否真正坚持党性原则的问题，具有长远的警示意义。
多年来党中央强调领导干部要增强阵地意识，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而切实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的重要前提，是必须增强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就不具备辨别重大是非的能力，即使重大的是非问题提到了面前，也会视而不见、麻木不仁，甚至采取自由主义的态度，助长了错误东西的扩散。就像习近平尖锐指出的：“一些单位和党政干部政治敏感性、责任感不强，在重大意识形态问题上含含糊糊、遮遮掩掩，助长了错误思潮的扩散。”
干部的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不是与生俱来的，需要在不断的学习和实践中锤炼、历练。要努力学习掌握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武器，努力学习掌握习近平分析意识形态领域重大问题中贯穿的立场观点方法，还要善于从改革开放以来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历史经验中学习，在复杂严峻的斗争中淬炼一叶易色而知天下秋的见微知著能力。
二、全面贯彻习近平关于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论述需明确的重要认识问题
1.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意识形态安全问题更加突出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一大变局是在新一轮科技革命、产业革命方兴未艾，世界经济新旧动能转换的背景下发生的。这一大变局的核心内容是国际格局和力量对比的加速演变，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整体性崛起势不可挡，以2008年发端于美国的国际金融危机为标志，美国单极世界的统治趋向瓦解，危机后整个西方世界复苏艰难。对于这种力量对比的加速演变，一些学者称之为“东升西降”，其核心要素和明显趋势又是“中升美降”。这一大变局正在和必将导致全球治理体系的深刻重塑，进而势必导致国际格局主导力量的转移。随着世界多极化进程的推进，国际格局主导力量正向着非西方国家，向着以中国为代表的广大发展中国家转移，这是一种历史性的变化。而中国是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迅速崛起的，其伟大成就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正影响、吸引越来越多的国家采取非美国和西方的发展模式与道路。这种情况是全球垄断资本主义中心的美国统治集团所绝对不愿意看到的。它产生了严重的战略焦虑。出于其霸权战略和冷战思维，要竭力遏制这种历史性的变化，就必然把矛头指向中国。
2017年底、2018年初，白宫和五角大楼先后出台的战略报告重置了美国的对华政策，公开把我国定位为它的主要战略竞争对手，在国际上掀起了新一轮的“中国威胁论”。美国的一些政要和智囊认为，今后5到10年是中美战略竞争的关键时期，如果不能有效遏制中国，中国超过美国就只是时间问题了。2018年10月、2019年10月，美国副总统彭斯、国务卿蓬佩奥先后在美国智库发表长篇反华演说，不仅把美国衰落的原因归咎于中国的发展，而且直接攻击中国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进行挑拨和煽动。2020年5月，白宫又出台了对我国的《战略指针》，使其对华战略的调整进一步成形和系统化，驱动制度和价值观之争的色彩更加浓重。一些年来，它一方面对我国实行全面遏制和围堵，另一方面对我国加强了渗透和西化、分化的力度。从制造贸易摩擦到打压我高科技企业，到插手反中乱港，通过涉港、涉疆、涉藏、涉台法案，频繁到我南海寻衅，对我堵遏颠覆之心不死。虽然美国对我遏制中还会有接触，双方激烈博弈中间还会有妥协，但这个问题本质上是两种制度、两条道路、两种价值体系的较量和斗争。
可见，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的国际斗争复杂而严峻，意识形态安全问题更加突出。意识形态领域是政治安全的前沿阵地。如果意识形态阵地受到严重冲击和侵蚀，政治安全和其他方面的安全就失去了重要保障。所以要深刻理解如习近平所指出的：“历史和现实都警示我们，思想舆论阵地一旦被突破，其他防线就很难守得住。在意识形态领域斗争上，我们没有任何妥协、退让的余地，必须取得全胜。”
2.新形势下意识形态领域斗争依然复杂
党的十八大以来，意识形态领域出现了焕然一新、难能可贵的崭新局面，但绝不能满足和停步，新形势下意识形态领域斗争依然复杂。意识形态领域崭新局面的形成首先得益于加强了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全面领导，扭转了党的领导一度被忽视、淡化、削弱的状况，从而带来了一系列重要而深刻的变化。如各级干部阵地意识明显提升，舆论阵地主旋律更加响亮、正能量更加强劲，有力扭转了主流思想的主导地位遭受侵蚀的情况；思想舆论领域三个地带中黑色地带的改造改变和灰色地带的转化取得明显成效，错误思想观点、噪音杂音的传播空间大大压缩；网络空间日趋清明，有力扭转了把关不严、网上乱象丛生的局面；国际传播的战略态势正在形成，有力扭转了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情况，等等。
为什么说意识形态领域斗争依然复杂呢？一是国际斗争和国内斗争是密不可分的，西方敌对势力一直想尽一切办法，采用各种手段，对我进行渗透、破坏和颠覆活动，妄图在我国制造颜色革命。这种斗争必然会反映到国内来。二是一度猖獗的错误思潮余毒犹在，尚有一定市场，毒化人们心灵；而一些坚持错误立场的人，在传播空间压缩后，思想深处仍然保留着错误倾向的“王国”，一有机会就要顽强表现自己。三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深刻变化、新的社会经济环境，在增强社会创造力和经济发展活力的同时，催生了复杂的利益格局。社会存在的这种剧烈变化对人们的思想观念、意识形态产生深刻影响，人们的价值观念日趋多元、多样、多变，随着对外开放日益扩大，西方的价值观念也会乘虚而入。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错误思潮存在的社会基础不会自行消失。四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不是平坦的，而是充满了困难和考验、风险和挑战，这些风险和挑战有的来自国际，有的来自国内，有的来自社会经济领域，有的来自自然界，有的来自难以预料的领域。当重大风险考验到来时，国内外别有用心的势力和个人就会想方设法借机把矛头指向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和社会制度。
2020年初，我国面临新中国成立以来在中国发生的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一次公共卫生事件的考验，党和国家本着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的要求，采取最全面、最彻底、最严格的防控措施，疫情防控阻击战取得重大战略成果，也为世界公共卫生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然而，与世界卫生组织和绝大多数国家对我国抗疫斗争的赞誉和支持相反，美国某些政客和舆论却借新冠肺炎或把中国和武汉污名化，或污蔑我国的对疫情的防控是所谓“限制自由”“侵犯人权”，或借疫情宣扬中国威胁和煽动针对华人的种族主义情绪，妄想借疫情拖垮中国的“疫情版中国崩溃论”也随之出炉，甚至还把自己防控严重不力、致使疫情在美国蔓延的责任归咎于中国，疯狂地对中国进行攻击、抹黑。国际分析人士认为，这是美方对中国“意识形态战争的一部分”。国内也有人怀着阴暗的心理、不良的动机，肆意诋毁感天动地的抗疫斗争。
习近平强调：“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实现伟大梦想必须进行伟大斗争。在前进道路上我们面临的风险考验只会越来越复杂，甚至会遇到难以想象的惊涛骇浪。我们面临的各种斗争不是短期的而是长期的，至少要伴随我们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全过程。”我们面临的风险考验只会越来越复杂，意味着实现伟大梦想必须进行的伟大斗争也会越来越复杂，而其中包含了并且贯穿着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认识了这一点，才能具有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清醒的忧患意识，自觉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关于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论述而不懈奋斗。
3.不忘坚持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拿起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的武器
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在谈到马克思主义阐述的一般原理整个来说仍然是完全正确的时候，指出要坚持和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群众观、阶级观、发展观、矛盾观，真正把马克思主义这个看家本领学精悟透用好”。这“五个观”作为统一整体集中体现了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如果缺少了某一方面的内容，就会影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严整性和科学性。
马克思主义阶级观即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阶级分析就是把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运用于观察阶级社会历史和社会现象的基本方法。列宁指出，人类历史上出现过各种各样政治形式、政治学说、政治见解和政治革命，“要弄清这一切光怪陆离、异常繁杂的情况，特别是与资产阶级的学者和政治家的政治、哲学等等学说有关的情况，就必须牢牢把握住社会划分为阶级的事实，阶级统治形式改变的事实，把它作为基本的指导线索，并用这个观点去分析一切社会问题，即经济、政治、精神和宗教等等问题”。
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阶级斗争已不是社会主要矛盾，为什么还要讲阶级观点、阶级分析呢？
首先，我们现在所处的历史大时代仍然是马克思所说的“资产阶级的时代”，这是由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在人类历史上占据统治地位直到其最终灭亡的整个历史进程所决定的。马克思恩格斯指明了原始社会解体以来人类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特别是深入考察了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社会基本矛盾和阶级矛盾、阶级斗争，从而揭示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和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历史规律。如果丢弃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阶级分析，就不可能理解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思想，尤其是我们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确立就会失去科学依据，导致理想信念的严重动摇和滑坡。其次，从我国的现状来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远不具备消灭阶级和永远摆脱阶级划分、阶级斗争的条件，“由于国内的因素和国际的影响，阶级斗争还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在某种条件下还有可能激化”。习近平指出：“当前，各种敌对势力一直企图在我国制造‘颜色革命’，妄图颠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这是我国政权安全面临的现实危险。”这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阶级分析的观点与方法观察社会主义与各种敌对势力的斗争作出的重要论述。如果丢弃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就会对敌对势力制造“颜色革命”的图谋失去警觉，犯历史性错误。最后，一些年来泛起的突出的错误倾向和思潮都有鲜明的政治指向性，包括肆无忌惮地抹黑社会主义制度、放肆地污蔑、诋毁、攻击党的领袖和英雄人物，等等。这些错误倾向和思潮本质上是国际斗争和国内一定范围的阶级斗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反映。
说要拿起阶级观点、阶级分析的武器，当然不是说要用阶级分析去“分析一切”，而要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在事关危害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问题上，在事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制度、两条道路、两种价值体系斗争的大是大非问题上，要有科学的分析和判断，做到立场坚定，在各种斗争风浪考验面前不畏浮云遮望眼，就必须坚持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这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的题中应有之义。
（来源：学习强国 作者系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冯虞章）